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毛澤東在延安成功的秘訣，是把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結合起來的靈活性。”[4]295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強調共產主義“最高理想”的同時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相結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使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黨的綱領有機結合起來，明確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必須走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由之路”。當時，即便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中國共產黨從未放棄自己的共產主義政治追求。1937年2月，周恩來在給張聞天、毛澤東的電報中就講道：“可以服從三民主義，但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絕無談判余地。”[5]54毛澤東更是多次強調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黨的政治主張，要“擴大共產主義思想宣傳”。1937年5月，他就講道，“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其最高的綱領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和三民主義有區別的。”[6]1945年4月，他再次強調：“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7]1059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將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馬克思主義信念與時代主題有機結合起來，“把共產主義大目標與當前的斗爭任務聯系起來”，制定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使得理想信念教育落到實處。毛澤東反復強調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作為“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8]要求一切共產黨人必須首先為現實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決不能離開現實任務而空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以至于當時來延安的外國記者福爾曼認為“中國的共產黨并不一定比我們美國人更為共產主義化”[9]161，《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是一個與共產主義相差甚遠的綱領——至少從我們對共產主義這個詞的理解上說來，它顯然是離共產主義太遠了。”

    進入改革開放時代，鄧小平講道：“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又有代表那個階段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奮斗綱領。因此我們才能夠團結和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叫做萬眾一心。”[3]19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承載著當代中國人民的理想和抱負，它把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國家的發展、民族的振興與個人的幸福緊密聯系在一起，充分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強大的感召力、親和力和凝聚力。只有自覺地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教育結合起來，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現實理想結合起來，才能激發起人民群眾參與的熱情，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激勵人們胸懷遠大理想，腳踏實地地為實現共同理想而奮斗。

    延安紅色培訓轉載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