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四”運動后，在北京、上海學習的陜西籍學子魏野疇、李子洲等，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早期的共產黨員。受黨組織的派遣，先后回到陜北宣傳先進思想，引導青年學生參加革命運動，于1925年春，在綏德師范建立了陜北地區最早的黨組織。之后，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組織群眾積極開展武裝斗爭，創建了陜甘邊和陜北兩塊革命根據地和紅26軍、27軍兩支革命軍隊和地方游擊隊。紅軍、游擊隊發展到近萬人。1935年2月，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統一領導陜甘、陜北兩塊革命根據地和軍隊，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據地。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西北革命根據地受黨中央直接領導，于1937年5月設立陜甘寧特區，同年9月改為陜甘寧邊區。初期，陜甘寧邊區共管轄26個縣，其中陜西19個縣。面積12.69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00萬。現在的延安市是當年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陜甘寧邊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

西北革命根據地和由此發展壯大的陜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了特殊作用，做出了巨大貢獻。毛主席1949年10月26日給延安人民的復電中明確肯定：“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八年，曾經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總后方。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人民對于全國人民是有偉大貢獻的。”

一、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北方武裝斗爭的一面旗幟，策應了南方紅軍的戰略轉移

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在劉志丹、謝子長的領導下，一開始就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在軍事上實行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在政治上實行正確的土地政策，調動廣大農民積極參加革命，使紅軍和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北方武裝斗爭的一面旗幟。中央紅軍長征后，蔣介石調陜、甘、寧、晉、綏5省軍隊，共5萬兵力，向西北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二次“圍剿”。根據地軍民密切配合，采用游擊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戰略戰術，歷經十余次戰斗，粉碎了敵人的“圍剿”。這在客觀上起到分散敵人兵力，策應南方紅軍戰略轉移的作用。

二、西北革命根據地是我黨創建的唯一“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為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按照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發動多次武裝起義，開展武裝斗爭，先后創建了十幾塊革命根據地。但是，受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和干撓，排擠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使南方革命根據地喪失殆盡，被迫進行戰略轉移，踏上長征之路。長征之初，只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大方向，具體到哪里落腳，很難抉擇。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先后七次提出落腳地方，但因敵人的圍追堵截和客觀條件限制，前六次的抉擇均未實現。直至1935年9月20日，中央紅軍到達甘肅岷縣（今巖昌縣）哈達鋪，毛主席才從《大公報》上得知，陜北還有一塊全國僅存的革命根據地。這個信息引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極大關注，多次找隨軍長征的、曾在陜北蘇區工作過的賈拓夫同志了解情況。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縣榜羅小學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的意見，紅軍向陜北進發，保衛和擴大陜北蘇區，以“陜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根據地的吳起鎮。從此，中國革命度過了最嚴重的危機，實現了歷史性的重大轉折。因此，毛澤東同志于1945年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說：“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

三、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為全國抗日戰爭的指導中心和全國解放斗爭的總后方

在抗日戰爭中，黨中央、毛主席高瞻遠矚，對抗日戰爭做出許多重大決策，充分發揮了指導作用。一是在抗戰初期，毛主席在延安發表了《論持久戰》等重要文章，批判了當時國內對抗日存在的“亡國論”和“速勝論”兩種錯誤思潮，科學分析了敵我形勢和抗日戰爭的規律。《論持久戰》的發表，在全國民眾中包括在國民黨高層激起了強烈的反響。經蔣介石同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把《論持久戰》中提出的方針，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指導思想。二是促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啟了全國全面抗戰的新局面。三是“八路軍”和“新四軍”挺進華北、華中，開展敵后斗爭，開辟抗日根據地，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重大的犧牲和貢獻。四是為抗日戰爭培養和輸送了大批干部。為了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黨中央在延安創辦了抗大、陜公、中央黨校等二三十所干部學校，為抗戰培養了數十萬干部。那時，延安是全國抗日的“燈塔”“革命圣地”，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和愛國華僑，為了追求革命真理，抗日報國，突破敵人的層層封鎖，奔赴延安。他們堅定地說：“打斷骨頭還有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到延安后，經過各種學校的培養，派往抗日前線，為八路軍、新四軍注入了生力軍和骨干力量。

在解放戰爭中，陜甘寧邊區又成為領導中心和總后方。黨中央、毛主席在陜北窯洞最小的司令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指揮了全國的解放戰爭。在解放戰爭中，邊區人民一是積極參軍參戰。1946年7月－1948年12月，全區50705人參軍參戰，1.4萬余人參加游擊隊和地方工作。二是為解放軍和邊區機關提供后勤保障。首先，邊區人民積極參加互助組，努力開展大生產運動，為邊區軍隊和機關保障糧食供給，僅1947年3月－1949年7月，邊區人民為解放軍送軍糧333萬公斤。為了支援沙家店戰役，佳縣縣委書記張俊賢向毛主席表示：“佳縣人民每日一餐，省出兩餐供解放軍，再加全縣種子糧，如不夠用，殺掉全部羊。還不夠，寧可宰掉耕牛也要保證解放軍吃糧。”其次，全力參加各種支前活動，如抬擔架、修工事、送物資、作向導等。僅1947年3月至1949年7月，全區參加支前的民工達到331.3萬人次，邊區可用勞動力每人平均服勤195.9天；動用牲口248.3萬頭次，平均每頭牲口服勤111.4天。邊區婦女勞動之余，晚上點燈熬夜，為軍隊做軍鞋90多萬雙。三是軍民緊密團結，共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邊區的重點進攻。1947年3月胡宗南率30萬大軍，向邊區發動重點進攻。當時，邊區僅有人民解放軍2.5萬人，敵軍十倍于我，且裝備精良，形勢十分嚴重。為了誘敵深入，在運動中殲滅敵人，黨中央主動撤離延安，轉戰陜北。邊區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積極參軍參戰，誓死保衛黨中央和陜甘寧邊區。青壯年踴躍參軍，參加游擊隊，婦女參加婦委會，兒童參加兒童團，整個邊區都變成了兵營，使敵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經過一年多點的轉戰，于1948年4月21日，收復延安，徹底粉碎了敵人對陜甘寧邊區的重點進攻。

四、陜甘寧邊區是全國革命根據地的典范，為建國后共產黨治國理政積累了經驗

1940年3月，毛澤東主席在邊區黨政聯席會議上明確提出：“邊區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方向”，要求把陜甘寧邊區作為新民主主義的“試驗區”。為此，毛主席用很大的精力來研究和指導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使之成為全國革命根據地的典范。一是政權建設的典范。陜甘寧邊區是全國第一個開展民主政治建設的區域。邊區各級政府、議會都是通過直接、平等、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的。邊區參議會既是民意機關，也是最高權力機關。朱德同志說：“在中國，由議會選舉政府，決定施政方針，邊區是第一個。”政府和參議會都實行“三三制”原則，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推動了邊區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二是發揚民主的典范。1937年5月，邊區制定了《陜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和《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在《綱要》和《條例》的指導下，邊區先后三次進行了民主普選，人民群眾真正成為邊區的主人。三是經濟、文化建設的典范。在農業方面，實行勞動互助，發放農貸，減租減息政策，開展大生產運動，使邊區耕地面積比抗戰前增長了39.3%，糧食產量增長了45%以上，保證了糧食供給。在工商業方面，廢除苛損雜稅，獎勵手工業生產，保證了商人的正當利益。在抗戰勝利前，邊區建成一百個左右的大小公營工廠，已能開展煉鐵、煉油、修造機器、軍工制造等多種生產，邊區的棉布、玻璃、陶瓷、紙張、皮革、火柴等物品實現了自給或半自給。同時，邊區鼓勵發展各種經濟，形成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經濟、國營經濟并存和發展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在文化建設方面，用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代替國民黨的舊文化，實行全民掃盲運動，開展多層次的干部培訓教育；確立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正確方向，創作了許多工農兵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新聞、出版、衛生、體育等事業也有了很大發展。邊區的政權建設、民主建設、經濟文化建設和作風建設等方面，為建國后共產黨治國理政提供了寶貴經驗。

五、陜甘寧邊區是延安精神的發祥地，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形成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的主要內容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延安精神蘊含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在黨內有著統一思想的功能；延安精神是黨與人民聯系的紐帶，有著引領廣大人民群眾自覺接受黨的領導的功能；延安精神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動力，起著不斷推進經濟發展的功能；延安精神彰顯著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起著引領時代價值取向的功能；延安精神傳承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起著增強民族自信心的功能。偉大的延安精神，雖然產生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特殊的地域環境，但它已經超越時空，具有永久的精神魅力。原陜甘寧邊區和現在的延安市，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家園。

建國后，延安各級黨委、政府和人民群眾認真貫徹《復電》精神，繼承和發揚了老區的優良傳統，用延安精神建設延安，很快恢復了戰爭創傷，經濟、文化建設有了較大發展。改革開放后，延安的經濟建設步入快車道，通了航班、火車，絕大多數縣通了高速公路，農村普遍通電、通路、通網絡、電視，群眾生活有了極大改善。2016年，完成生產總值1082.9億元，人均CDP越過全國、全省平均水平。地方財政收入130.5億元，人均財力位居全省前列。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0693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0568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重視革命老區的建設與發展，出臺了《陜甘寧邊區振興規劃》，制訂了《關于加大脫貧攻堅力度支持革命老區開發建設的指導意見》，給延安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作為革命老區，延安人民非常感激中省對延安的關心與支持。但延安人民沒有依賴國家，更沒有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市委市政府帶領全市人民認真學習落實習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在堅持本地發展的同時，胸懷全國，著眼大局，發揮資源優勢，像當年參加、支持革命一樣，以無私奉獻的博大胸懷，繼續為全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新的貢獻。

（一）不惜財力，維修、保護革命舊址，把延安建成全國愛國主義、革命傳統和延安精神的三大教育基地，為全國人民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揮了積極作用。全市有革命舊址445處，其中130余處分布在城區。為了保護這些彌足珍貴的革命舊址，充分發揮其對全國人民的教育功能，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以下幾條措施：

1、“中疏外擴，上山建城”，讓淹沒在現代化的樓市和民居包圍之中的眾多革命舊址恢復原貌，以更大的空間和視覺走廊展示給全國人民。2、花巨資對革命舊址進行維修保護和周邊環境進行整治，并建設了相應的革命歷史展館。幾年來，對棗園、楊家嶺、王家坪、魯藝、西北局等十多處革命舊址進行了維修保護，并重建了延安革命紀念館，新建了延安新聞紀念館、抗大紀念館、西北局紀念館。3、加強了干部培訓機構建設。除中央“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外，市上建立了延安干部培訓學院，擴建了市委黨校，增強了全國各地來延安接受教育人員的培訓功能。4、把革命教育與旅游業相結合。除寶塔山景區外，所有紀念館、革命舊址全部免收門票，使到延安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的人數逐年增多，2016年突破4000萬人次。

（二）發展石油、天然氣、煤炭產業，建設陜北能源化工基地，為全國能源資源稀缺的地方提供能源支持。2016年，全市生產原油1514.3萬噸，加工原油927.5萬噸，生產天然氣33.7億立方米，煤炭4381.5萬噸。延安的油、煤、氣大部分東輸南運，支援了這些地區的建設與發展。同時，既為延安增加了財政收入，也為中省財政提供了財源。僅2012—2016年期間，年均向中省財政貢獻166億元。

（三）率先實施退耕還林工程，為改變生態環境和保障黃河下游的安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延安地處黃土高原中部，干旱少雨，水土流失嚴重，生態極度脆弱。到上世紀末，全市水土流失面積達2.88萬平方公里，年入黃河泥沙2.58億噸，約占入黃河泥沙總量的1/6。1998年，吳起縣率先實施了“退耕還林，封山禁牧，舍施養羊”措施，當年退耕陡坡耕地160多萬畝，開啟了全國退耕還林的先河。1999年，時任總理朱镕基來延安視察，提出了“退耕還林，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的十六字方針、政策。在國家補助政策尚未明確的情況下，延安市委、市政府果斷決策，全市全面實施封山禁牧，退耕還林工程。到2016年，累計退耕1077.46萬畝（其中延安自費退耕160.2萬畝），基本實現了陡坡耕地應退盡退，山變綠，水變清，天變美的目標。17年的退耕還林使延安的森林覆蓋率達到45.4%，植被覆蓋度達到67.7%。全市水土流失綜合治理程度達到68%，年輸入黃河的泥沙量減少了58.4%，土壤侵蝕模數下降了58.5%。據國家林業局《2014退耕還林工程生態效益監測國家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2014年，延安市退耕還林生態效益價值總量達216.4億元，水源涵養能力達到4.04億立方米，防風固沙能力達到1967.88萬噸，每年可吸收污染物6120.13萬噸，滯塵641.16萬噸，吸滯JSP（PM10和PM2.5）521.93萬噸。氣象資料顯示，延安的沙塵天氣明顯減少，城區空氣“優、良”天數從2001年的238天增加到2016年的290天，“圣地藍”成為一張靚麗名片。退耕還林的成果，不僅讓延安人民得到實惠，也使周邊省區特別是黃河下游人民受益匪淺。

當前，延安雖然有了較快的發展，但仍屬欠發達地區，還面臨許多突出矛盾和問題。經濟結構單一，傳統發展優勢正在減弱，新的增長動力尚未形成，正處于經濟轉型的爬坡期；城鄉發展差距大，縣域發展不平衡，基礎設施欠賬多，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不高，資源環境剛性約束趨緊；生態環境仍然比較脆弱。全市人民將進一步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特別是回陜、回延重要講話精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努力踐行“五大發展理念”，全面落實總書記對陜西提出的“五個扎實”和“追趕超越”的要求，堅持用延安精神建設延安，大力實施“高端能化強市，特色產業富民，文化旅游帶動，生態環境提升，城鄉一體發展”的戰略，加快轉型發展，在革命老區中率先實現脫貧，與全國同步夠格邁入小康社會。市老區建設促進會將圍繞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按照“宣傳、調研、聯系、協調”的工作方針與方法，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要求，努力促進我市老區的建設與發展。